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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战略”实施了有10年之久，一直雷声大雨点小，但是这次不一样。疫情让制造业意识到，存在“封城”乃至“封国”这样的小概率却一击致命的极端情况。

理性的企业家必然会做好足够的准备，对冲这种风险，在中国之外布局制造业产业链。所谓，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过去制造业回流还是可选项，而疫情令其越来越接近必选项，而且有加速的趋势。

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中国制造业的未来走势，而分析的基础是建立对事实尽量客观的、定量的认知。我们找来了各种权威机构和智库对于制造业回流的研究报告。一篇一篇看过去，并挑选其中的精华，在本文中呈现给你，相信你会有不小的收获，有些甚至可能会挑战你的原有认知：

制造业回流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而且疫情正在加速它。

商业世界的“全球化”并非必然趋势，全球化的进程早已达到拐点。

制造业的迁移逻辑，不是简单的寻求劳动力成本更低。

东南亚虽是受益地区，但其制造业有可能会加大与中国的融合。

01制造业回流指数“大幅逆转”

4月7日，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科尔尼（Kearney）发布报告，名为Trade war spurs sharpreversal in 2019 Reshoring Index， foreshadowing COVID－19 test of supply chainresilience，翻译为《贸易战促使2019年回流指数大幅逆转，揭示COVID－19对供应链韧性的考验》。这份报告有19页。

报告的主要结论包括：

回流指数（Reshoring Index，RI）：多年来的跟踪显示，最近5年回流指数正在呈现出显著的逆转。尤其在2019年，数据显示美国公司正在大规模撤离中国，而且新冠病毒有可能加速这一变化。

中国多元化指数（China Diversification Index，CDI）：这个指数追踪了美国制造业进口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亚洲国家的情况，数据显示东南亚较小的国家是受益者，尤其是越南的受益最多。

受距离影响的贸易比率（Near－to－Far Trade Ratio，NTFR）：该比率追踪距离远近对于贸易的影响，由于重塑北美贸易规则的《美－墨－加协定》（USMCA）已经通过，墨西哥成为美国企业采购原材料的主要国家，这个国家正在成为美洲的“中国”。

为了评估美国回流指数RI，科尔尼考察了从中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度、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香港、斯里兰卡和柬埔寨进口的产品，并且考察了美国国内制造业产品的总产值。

美国的制造业进口比率（MIR），等于制成品进口总额占国内制造业总产值的百分比。

通过对2008到2019年各年数据的追踪，除了2011年MIR有小幅调整之外，2019年是自从2011年以来，MIR首次显著降低。

回流指数属于科尔尼自创，计算过程很简单，完全是小学生加减法。

基于MIR的数据，进一步可以计算得出回流指数。

回流指数为正数，表示制造业回流。

2019年的回流指数，等于2018年的MIR（13．058％）减去2019年的MIR（12．077％），结果是0．981，也就是98个基点（Basis Points）。

回流指数在2019年跃升了98个基点，这是过去5年来的最大同比变化。科尔尼认为是“大幅逆转”。

可以看出，MIR的计算对回流指数产生很大的影响。科尔尼因此分析了构成MIR的分子和分母，也就是上图中的紫线和黑线。

MIR的分子是从亚洲国家所有制成品进口的总和，这一数据从2018年的8160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7570亿美元，下降了590亿美元，占比7％。这种变化几乎完全是由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下降导致的。因为根据科尔尼的测算，美国从亚洲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进口额在2019年反而增加了310亿美元。

MIR的分母是美国制造业总产值（MGO），这一数据从2018到2019年保持稳定，变化为0。

那么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制造业，哪个国家受益最多？科尔尼的报告认为，收益几乎一半被越南吸收，其次是墨西哥。

另一个指数，中国多样化指数CDI显示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的时间，已经持续了5年多，并因为中美贸易战而加速。

COVID－19的流行令美国企业“被迫更深入的重新考虑其采购策略以及整个供应链。”虽然新冠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仍是未知之数，但科尔尼认为这种影响有些将是永久性的。

报告中说：“30年前，美国企业开始在中国制造并采购产品，原因只有一个维度：成本。贸易战引入了第二个维度：风险。因为关税和中国进口中断的风险，促使企业更全面地评估供应的可靠性和成本。COVID－19将第三个维度又融入其中，那就是：韧性。即预见和适应小概率事件发生时，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02全球化进程早已达到拐点

麦肯锡的报告题目是China and the world， insidethe dynamics of a changing relationship，翻译为《中国与世界，关系不断变化的内在动力》。这份报告非常详尽，有166页，可谓是鸿篇巨制。不可否认，我写这篇文章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阅读这篇报告上了，写完之后还准备马上再读一遍。

与我们普遍认为的“全球化是商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论断恰恰相反，报告呈现了全球化早在2005年就开始逐步逆转的趋势。

报告的重要结论包括：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其经济尚未全方位与世界融合。

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显示，在贸易、科技和资本三个重点维度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降低。相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有所上升。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重点正转向内需。

中国已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麦肯锡从11个领域择取了81项技术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对其中超过90％的技术均采用了全球标准。

麦肯锡着重选择了5种可能导致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发生变化的发展趋势，并模拟了这些趋势可能引发的价值创造或流失。研究显示，到2040年，受影响的经济价值或将达到22万亿美元到3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5％至26％）。

从经济体量上看，中国已跻身全球大国之列，但仍有进一步与世界融合的空间。

“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跃升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在其他一些方面，中国也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规模未必总能转化为全球影响力，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许多方面仍有待发展。”

在2015年以来的16个季度中，有11个季度的国内消费在GDP增长总额的比重超过60％。这一趋势折射出中国的本土供应链正日趋成熟。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下降，而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

展开这个数据，麦肯锡还分析了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行业，对于中国经济的依存度。

其中，大型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较低。从国内经济体量的角度考虑，发达经济体，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各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中国的依存度相对较低。对华出口额通常在其总产出中占比不足5％，对华进口额在其国内消费中的占比也不足5％。

这一结论与麦肯锡此前发布的报告Globalization in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翻译为《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和供应链的未来图景》的判断一致。

在那份报告中，麦肯锡分析了全球43个国家的23个行业价值链，希望理解1995－2017年间全球贸易与生产格局的变迁。

麦肯锡认为，全球化进程在2005年前后数年内已达到拐点，但随之而来的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让这种变化模糊不清。

商品贸易的区域化属性正在增强。其中以亚欧地区最为明显。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在邻近消费市场的地方开展生产。

麦肯锡的报告还显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过去我们普遍认为制造业从中国外迁到东南亚，是因为其他国家在较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

而麦肯锡的报告则显示，与人们的普遍认识相反，低技能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逐渐降低，目前全球仅有18％的商品贸易由劳动成本套利所驱动。而且在过去10年里，这一比例在很多价值链中逐年降低。

制造业的迁移逻辑，并不是简单的寻求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

由此引发了另一种趋势：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越来越高，越来越依赖高技能劳动力。

自2000年以来，各价值链中的无形资产投资，例如研发、品牌和知识产权投资，在总营收中的占比翻了一番，从5．5％增长到13．1％。

中国制造外迁到东南亚之后，还诞生了一些有趣的趋势，相关内容在之后的部分中将会有所涉及。

报告通过三大技术领域，分析了中国在全球技术价值链中的三种定位。这三大技术领域分别是：电动汽车、机器人、半导体。

电动汽车：中国有可能实现全球整合

该行业在中国发展得相当繁荣，并显示出全球整合的趋势。

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已经得到显著开发，2018年国内电动汽车总产量超过100万辆，而2013年时仅为22978辆，年均增速高达116％。

根据HIS Markit的统计，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在纯电动汽车领域，排名前9的中国OEM厂商占据了本土市场逾75％的份额。国产电动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包括电池和动力总成）也主要由本土厂商供应，合计约占总成本的60％。

机器人：中国在子领域崭露头角

中国仍然需要外国OEM厂商提供核心零部件和高端产品解决方案，但本土厂商已在某些子领域崭露头角。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的统计，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机器人市场，占据2017年全球工业机器人总销量的36％。但中国OEM厂商的表现参差不齐。整体来看，虽然中国本土企业已逐步取得进展，但全球机器人及零部件制造业的大部分市场份额仍由外国企业掌控。

中国OEM厂商占国内总销量的比例已经从2013年的25％增加到2017年的45％左右（如果除去库卡机器人公司的份额，该比例则为31％）。

在规模较小、复杂度较低的应用领域，中国企业的进步最为显著。在国内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中，本土OEM厂商是焊接和测量机器人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在点胶、堆垛、塑料成型以及金属铸造机器人领域更拥有50％以上的份额。但这些机器人应用市场的规模通常很小（年销量不足两万台），出口需求很有限；而且复杂度较低，最多只能取代一个工业化全职人力工时岗位。

中国供应商在材料处理（市场份额8％）、焊接（10％）和装配机器人（11％）这三个本土市场中规模尚小，但无论在全球还是中国本土市场，这都是最大的应用领域。

半导体：中国有望迎来新机遇

虽然中国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技术价值链，但新的机遇已经来临。

早在20年前，中国政府就将半导体列为了战略性产业。该产业随即获得了巨额投资，中国也逐渐发展成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这些都有赖于个人电脑、智能手机、智能电视、电动汽车、机器人等下游领域的巨大需求。

中国政府在2010年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列为七大支柱产业之一。2014年，中国为战略性集成电路产业融资220亿美元，2018年又宣布设立另一只规模约47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中国目前的半导体消费占全球总额的比例高达45％。

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将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变动。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正处在至关重要的时刻，这种联系的发展方向（加强或减弱）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报告中模拟了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加强或减弱过程中，所能获得或失去的经济价值，并预测，至2040年，受到影响的经济价值或将相当于高达全球26％的GDP。模拟的5种场景包括：

1．成为进口目的地：

如果联系减弱，全球贸易流动或将收缩。模拟结果显示，与贸易相关的经济价值估计为3万亿－6万亿美元。

2．服务业的开放：

如果始终不放开对服务行业的限制，那么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或将继续存在。模拟结果显示，服务领域受到影响的经济价值估计为3万亿－5万亿美元。

3．金融市场全球化：

反之，则可能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更多波动，阻碍生产率增长。模拟结果显示，受影响的相关经济价值估计为5万亿－8万亿美元。

4．协作解决全球议题：

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减弱，那么中国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合作深度就会削弱。模拟结果显示，相关经济价值可能为3万亿－6万亿美元。

5．技术和创新流动：

反之则会逐渐削弱全球生产率。模拟结果显示与此相关的经济价值为8万亿－12万亿美元，具体情况取决于科技流动如何释放创新活力和推动生产率增长。

03日本的周期性“摇摆”

当然，其他国家不会对“制造业回流”坐视不理。在报告Partial Disengagement－－A New U．S． Strategy for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翻译为《部分脱钩：美国对华经济竞争的新战略》中，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就提出，要团结盟国共同实现中美部分脱钩的任务。

在制造业回流中，值得关注的势力包括日本和欧洲，他们是怎么想的？

先说我们的邻国日本。当前最热的新闻是：日本政府已从其经济刺激计划中拨出22亿美元，专门帮助本国制造商将生产线转移出中国。这一举动有可能将日本之前重塑的中日友好关系再次降温至冰点。

不过再往前追溯，日本对于中日关系的处理方式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摇摆。

日本各种研究机构呈现的内容也是各种“摇摆”：

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认为，日本制造业正在走上“万物互联”之路，这不仅将提高生产效率，也将改善企业成本结构，或将吸引更多日企回归。

日本民间智库“日本综合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则指出，虽然日企回归可以促进日本经济发展，但只要人口下降问题不解决、国内市场持续萎缩，日企就很难持续回归。因此，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标不应是吸引企业回归，而是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摇摆呢？根据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徐弃郁教授的分析，是因为中日两国的经济联系太紧密了。

根据日本海关最新的统计，中日贸易额2019年1－9月是2，233亿美元，中国仍然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贸易总额比美日贸易多出三分之一。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数据，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是在美国日本企业的4倍，日企在华累计投资余额高达1，082亿美元，是所有在华外企里最高的。

东京商工研究在今年2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疫情期间，受访的2600多家企业中，有37％的企业将其采购分散到中国以外的地方。

受全球化发展推动，日本企业曾一度加速全球扩张；同时由于本土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升高，企业也不倾向于在日本本土扩大产能。

但近来的发展势头却显示，日本企业正有加速回归本土的趋势。分析人士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高品质、安全可靠的“日本制造”备受新兴市场消费者追捧。日企回归本土并非出于成本考虑，而是顺应市场高端商品需求扩大趋势，最大化发挥“日本制造”的品牌效应。

其次，近年来访日外国游客持续增加，尤其是中国游客“爆买”拉动日本国内消费市场迅速升温。日本预计，到2020年访日外国游客人数将达4000万人次、消费额将达到8万亿日元。

再次，跨境电商平台的迅速发展令网购“日本制造”变得非常方便。日本经济产业省近期调查显示，2017年日本经营者仅对中国消费者的跨境电子销售额就增加了25．2％，达到近1．3万亿日元。

第四，日本央行近年来坚持超宽松货币政策，令日元汇率维持在相对低位，这增加了本土出口优势。同时，新兴市场人工成本上升令海外生产的成本优势下降。

最后，日本通过签订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更多出口企业争取到削减关税的机会，提高了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根据EPA，日本对欧盟出口乘用车的关税将在协议生效8年后完全取消。这也是日本汽车厂商纷纷考虑把汽车生产迁回本土的主要原因。

04制造业外迁东南亚的“背面”

欧洲的报告则看到了中国制造业外迁东南亚的另外一面。

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2019年11月发布报告，题目是US － 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Quest for Glob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翻译为《中美战略竞争，争夺全球技术霸主地位》。这份报告共有45页。

报告引用了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nomura）的 “生产转移指数”，考察了可能从中国制造业外迁中受益的国家。根据该指数，越南是“明显的突出受益者”，其次是马来西亚，然后是新加坡和印度。

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最近的一份报告也表明，越南和马来西亚可能会从贸易限制中获得“巨大利益”。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拥有戴尔和三星等大公司的生产设施，允许这些公司从他们在中国的工厂转移生产。许多中国制造的大型供应商确实在考虑迁往越南，尤其是iPhone制造商和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

同时，这份报告也提出一个新视角，这些受益国有可能会加大与中国的融合。

首先，这些国家可能会赢得产业链中的一部分企业外迁，但是大部分位于亚洲的制造业产业链或多或少都将在某个环节经过中国，因此如果中国制造业出现任何问题，都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其次，许多跨国公司新建工厂的决策与更深层次的投资变化结合在一起。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普及，生产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到离最终消费者更近的地方更加划算。因此东南亚等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面临不确定性，有可能会迅速枯竭，仍有较大风险。

05中国制造的优势来自聚集效应

一口气看了这么多内容，我们不妨复习一下，对上述多份报告的重要结论做个提炼：

制造业回流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而且疫情正在加速它。

商业世界的全球化并非必然趋势，全球化的进程早已达到拐点。

制造业的迁移逻辑，不是简单的寻求劳动力成本更低。

东南亚虽是受益地区，但其制造业有可能会加大与中国的融合。

各种数据也都验证了制造业外迁的趋势：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针对239家在华美资企业的调查显示，22．7％的公司将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19．7％的公司正考虑将部分或全部制造业迁出中国，33．2％的公司将推迟或取消其投资，只有2．9％的公司将增加其在华投资。

据普华永道针对中国大陆台资企业的调查，40％的企业计划调整其供应链和采购策略；39％计划将未来的投资转移到其他市场，29％计划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

全球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时发布“极度复杂的年代”商业投资报告，调查了600名亚洲区高管对未来投资的态度和考量，报告显示，93％中国区高管正考虑重新调整布局，其中18％已经开始调整他们的生产和供应链。

不过，制造业外迁，不是想迁就能迁。

现在工业产品复杂度上升，电子产品往往有数百上千家供应商，而制造业的优势来自集群效应，可以大大减少物流成本和撮合成本，因此外迁的难度也较大。

中国的制造业到底有多厉害？知乎上有篇文章标题很有意思，叫做《“我办了个厂，啥也不生产，一年赚400万”》，其中讲了一个故事：

“李少海是深圳乐动机器人公司的CTO。在他眼中，当下他们在做的研发工作，是想法和信息的整合。

比如有个芯片，本来在音箱上应用，量产之后，供应商就会向他们的机器人公司推荐，看看他们是否能使用。供应商和机器人公司一起成长。

比如李少海需要一个电机，市场上没有，他就会定好参数规格等，找一家供应商做出来。让机器人完成沿着房间边界行走的传感器可能来自智能手机，芯片可能来自汽车，红外激光器可能来自医疗界…

李少海的机器人公司，不需要生产，只需要盯住时刻在变化和升级的供应链，找到最适合自己机器人的零部件，从而升级自己的机器人技术。

这才是最高效的方式。”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发展部研究室主任卓贤和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研究生黄金在报告《高工资会导致制造业外迁吗－－关于劳动成本、产业链和产业外迁的关系研究》中的测算，产业链的长度决定了产业外迁的难度。

当一个行业在一国的产业链越长，那么该国对此行业的主导权就越大，产业外迁的难度也就越高。

利用2012年和2017年国内投入产出表，该报告计算了中国139个行业的产业链长度。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链较长，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行业的产业链较短。

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行业的产业链最长，2017年其国内上游产业达24个。

专用设备、医药、通用设备这三个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链长度也都超过20。

2012年－2017年间产业链拓展最快的是医药制造业，上游行业数增加了5个。

电气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等产业链长度也超过15，且都比2012年有所延展。

不过，报告同时指出，相较新兴国家，中国产业链并无绝对优势。

墨西哥电气设备产业链长度已超过中国，其汽车产业链与中国持平，电子信息设备也与中国接近。而印度和印尼这两个人口大国，在服装、皮革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链与中国已十分接近，即使是电气设备行业，两国产业链长度也只比中国少2个和1个。

06制造业外迁的经济帐

在知乎上，有个提问“为什么制造业向外国搬迁，而不向中西部搬迁？”在某日企做了10年多供应链管理工作的李锦瑞做了如下回答。

“2014年因为成本压力和交付周期短缩的要求，公司成立了东南亚部产品移转项目组。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分享一下项目实施情况：

当地环境：东南亚包含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共11个国家。印尼GDP总量比较大，2018年GDP是1．04万亿美元，相当于山东。越南的GDP体量相当于山西，但增速较快。

外来投资：以韩国、日本、新加坡为主，很多工业园也比较有规模，主要是电子产品、手机零件、机械设备零件、鞋类等。

人文环境：越南受中国文化影响，就是像广西的二三级城市，人也比较有干劲。这些年越南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就是中国10年前的翻版，我们中国是“调研－－计划－－试点－－讨论－－改善－－展开”，越南是“计划－－中国怎么做－－照着实施”。

人工成本：当时我们是引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调查数据，相对来说单一的人工成本并不高，但是综全成本不低。制造业基本月薪（不包含福利奖金）：越南204 USD，马来345 USD，印尼298 USD，泰国346 USD。

新供应商：我们选择的合格供应商主要是东南亚的日资企业，质量水平与中国产的相当。加工设备和技术能力相差不大，但表面处理能力较差。服务能力，从我接触的情况来看，对应速度与效率和中国供应商差不多。”

计算制造业外迁的经济账，需要细分到各个行业。

《高工资会导致制造业外迁吗－－关于劳动成本、产业链和产业外迁的关系研究》报告中，针对不同细分行业，对于制造业外迁的经济账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分析。

全球前5大制造业分布，呈现“三重一轻一电”，分别是化工、食品、汽车、电子和机械：

化工、汽车和机械等重工业地位不断上升

食品仍是第二大制造业

移动通讯浪潮推动电子信息业升至第四大制造业，反超电机和电气设备业

相对劳动成本变化左右了制造业结构调整。为了研究中国细分行业的相对劳动成本，报告选取纺织、电子信息和汽车这三个典型行业进行分析。

纺织业资本密集型优势渐显。

中国纺织业已转向资本密集型发展路径。虽然中国纺织业工资水平是越南的1．9倍，但劳动生产率是后者4倍，相对劳动成本比越南低43％。近十年来，中国纺织业的全球份额由42．3％上升至57．2％，对越南、孟加拉等服装业增长较快国家的纺织品出口也大大增加。

电子信息制造业初具产业链优势。

2008年至今，全球电子信息业的相对劳动成本下降29％，但中国的年均工资增速反比生产率快0．4个百分点，相对劳动成本从0．17上升到0．23，已接近韩国（0．25）水平，比印度和越南分别高出10．2％和36．5％。

尽管如此，由于已形成产业集群和范围经济效益，且重庆（0．06）和贵州（0．06）等内陆省市电子信息业的相对劳动成本仍低于越南（0．08）和印度（0．11），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全球份额由2009年的21％上升至2017年的35％。

汽车业享受国内市场红利。

中国已成为第一汽车制造大国。尽管同期中国汽车业工资水平年均增长6．7％，高出生产率0．7个百分点，推高相对劳动成本至0．18，但与墨西哥（0．32）、捷克（0．28）和土耳其（0．36）等新兴经济体相比仍具优势。

不过，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尚待提升，汽车出口贸易的全球份额不足5％，低于德国（17．4％）、日本（10．1％）、美国（8．6％）和墨西哥（7．6％）。

全球制造业正经历一场不可预测性增强的嬗变。

根据相对劳动成本（外迁意愿）和产业链长度（外迁难度）这两个维度，报告将我国制造业分为4种类型，并应针对这4种行业类型，制定差异化的策略，着眼于提高我国制造产业链的韧性和现代化水平。

劳动套利型行业：

产业链较短且相对劳动成本较快上升的行业，包括服装服饰、皮革制鞋等行业。这些行业中的企业进行跨国“劳动力空间套利”的动机强烈且难度较小。这类行业也是目前中国产业外迁较明显的领域。

机器红利型行业：

产业链较短但相对劳动成本较为稳定的行业，包括食品、造纸、纺织等行业。近年来自动化和智能制造技术渗透率较高，这类行业“机器红利”特征明显。但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此类行业有降维为劳动套利型的可能。

回流型行业：

产业链较长但相对劳动成本较快上升的行业，主要是机械、电气和电子信息这三个行业。这类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国内较快上升的劳动成本，可能促使其向发达国家回流。

内需型行业：

产业链较长且相对劳动成本较稳定的行业，包括化工、汽车、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和金属制品等行业。这类行业目前国内产业配套较为完善，且国内市场份额较大，企业外迁意愿不高且转移难度较大。

报告认为，我们不能将产业外迁当作一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自然过程，而要将其视为一场须主动作为的全球产业竞争。

07写在最后

分析的基础是全面了解事实。

这篇文章集中为你呈现了权威机构的各种数据，重要数据的计算过程往往并不复杂，有些我还为你介绍了推导过程。

那么下篇文章中，我们开始分析物联网企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具体包括：

如何理解新全球化？疫情对新全球化造成了哪些冲击？

中国制造业进行全面性的判断？哪些制造产业链将外迁，哪些将保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吗？如何选择？

当下最值得识别出的大机遇在哪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最新预测。

由于疫情，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急剧收缩3％，比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

基线情景假设疫情在2020年下半年消退，防控措施可以逐步取消，在这一情景中，随着政策支持措施帮助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全球经济预计在2021年将增长5．8％。

不过，在IMF的预测中，中国仍旧可圈可点。

使用沈南鹏和苏世民对话中的一个观点结束这篇文章，现在Long China还不够，要double down on China。沈南鹏说：

要说过去10到15年，我们在中国有何成功秘诀，那就是我们持续“做强中国”。现在正是在许多行业内加倍投资中国的时候。

包括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在内的数字技术正在改造着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方方面面，而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这些转型的过程会进一步加快。

本文总结：

1．制造业回流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而且疫情正在加速它。

2．商业世界的“全球化”并非必然趋势，全球化的进程早已达到拐点。

3．制造业的迁移逻辑，不是简单的寻求劳动力成本更低。

4．东南亚虽是受益地区，但其制造业有可能会加大与中国的融合。

5．现在正是在许多行业内加倍投资中国的时候。

参考资料：

1．IT’STIME TO BUILD， Marc Andreessen

2．How Tech Can Build， BenThompson

3．Tradewar spurs sharp reversal in 2019 Reshoring Index， foreshadowing COVID－19 testof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Kearney

4．China and the world， inside thedynamics of a changing relationship，麦肯锡

5．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麦肯锡

6．Partial Disengagement－－A NewU．S． Strategy for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7．US － China StrategicCompetition， the Quest for Glob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8．高工资会导致制造业外迁吗－－关于劳动成本、产业链和产业外迁的关系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9．“我办了个厂，啥也不生产，一年赚400万”，啡小沫，知乎

10．世界经济展望，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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